自由软件基金会（FSF）迎来30岁生日

几周前当我思考要写些什么的时候，我详尽研究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30周年庆和它在当今计算机世界的相关影响。为了给这个话题添些料，我想到我应当采访一下John Sullivan，他是自由软件基金会（FSF）的首席执行官。我的计划和想法很典型，写一些叙述性的事实然后插入采访片段以充实内容。

而后，我收到了John发给我的一篇极具细节，内容丰富的采访稿，然后我最初的想法被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我决定把这篇稿子全篇呈现作为主线，再加入一些注释性的评论。所以这篇专栏会看起来很长，但我想它为这本极具观赏里的杂志增添了迷人的色彩。我建议你倒杯茶或者咖啡，然后坐下来细细品味。

时光变幻

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让我来描绘一下那时的计算机世界，Amiga 1000计算机已经问世，C++成为了那时的主宰计算机编程语言，Aldus的PageMaker 刚刚发布，计算机网络开始萌芽。同一年，Wham!的 Careless Whisper 风靡各地。

30年的时间世事大变。回到1985年其时，FSF主要关注于主要给那些计算机高手们用的自由软件。而现在我们有软件，有服务，社交网络和很多很多。

我首先想就John认为的可影响今日软件自由的突出问题得到一些共鸣。

“我认为电脑用户的自由面临的巨大风险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只是也许说法不同。”

“第一点是我们所谓的‘微型计算机无处不在’。在这一点上自由软件基金会算成功的，因为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可在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和服务器上运行所有商用系统所能运行的一切。也许还有些需要修补，但它们最终将被解决。然后的挑战是我们如何越过上亿美金的市场和与我们针锋相对的法律制度，把这些系统交付于用户手中。”

“然而，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那些以体积小为基本特征的计算机设备，即便目前汽车的体积并不算小，但其内置的计算机还是很小的，此类型计算机设备，与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都在此讨论之列。而这些计算机设备通常都以自由软件为基础——比如说，使用Linux内核和一些自由软件，例如安卓或者GNU——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运行专有软件和服务支撑，由用户无法控制的远程服务器替代本地计算机完成处理。这些设备服务于关键功能，一些对大众通讯至关重要，还有一些贴近我们身边，发挥实际用途，另外一些则关系到我们的人身安全，这些应该运行在自由软件之上、完全掌控在用户自己手中。而现如今，尚未实现。”

John觉得危险并不仅仅是平台或形式，而是整合它们所运行的后台服务。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威胁是这许多设备所涉及的服务。如果我们日常工作和休闲应用都运行于我们毫无掌控的服务上的话，那么转而使用自由软件则是有益无害。使用自由软件的关键在于，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修改和共享代码。这种自由相当于提供了一层保护膜，即便非技术人员也可以防止自己受制于人。而这种自由是Facebook，Salesforce或者Google Docs的使用者所感受不到的。更让人揪心的事，有一种趋势就是人们为了享受到某些服务，似乎适应了安装于本地电脑的专有软件所带来的羁绊。浏览器，包含Firefox，现如今都会自动安装一个DRM插件，从而方便Netflix及其他一些视频巨头的运作。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开发去中心化的自由软件来替换媒介分发，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让用户，艺术家，或者用户艺术家有自主权，其他服务也一样。对于Facebook我们有GNU social，pump.io，Diaspora，Movim和其它一些，对Salesforce我们有CiviCRM，对Google Docs我们有Etherpad，对于媒体软件我们有GNU MediaGoblin。但这所有的项目都需要帮助，而且许多服务我们尚没有可替换的竞争软件”

有趣的是，John提到的关于找到如今常见应用软件和服务的替换。FSF在维护着一个“高优先级项目”列表，设计用来弥补这些缺失。不幸的是这些项目大相径庭，而我们又处于一个社交媒介所主宰的时代，软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人们知道并使用它们。这一切都取决于FSF如何适应当今的计算机世界。我本人是FSF粉丝，我认为他们所做的努力都非常有价值，我也在经济上支援它。他们是一个建立开放计算机环境的重要组织，但所有组织都需要成长，协调，调整，尤其是科技领域的。

我更希望了解关于FSF如今的作为相对于创建之初的不同。

“我们现在的听众相对于30年前有了很大增长，也扩大了受众领域。现在不止是只有黑客，或者程序员和研究人员需要了解自由软件，每一个使用计算机的人都需要，而如今几乎人人都拥有计算机”

John继续提供了关于这些努力方向的一些例子。

“我们针对自由软件运动的问题在协办一些公众倡议活动，早先，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会发表意见，然后酌情采取行动，但在过去的十年我们着意于制定规范和采取系列活动。我们在一些领域获得了重大成就，比如Design的防缺陷数码限制管理（DRM），这当初曾让iTunes音乐下架（现在当然，Apple已经将DRM应用于Apple音乐）。我们创建了对于自由软件的新用户的有吸引力和实用性的介绍资料，比如我们的用户解放的动画视频和电子邮件自防卫指南。

我们还推崇尊重用户自由的硬件。已经得到FSF认证的硬件提供商被要求只包含自由软件才可显示其认证。扩大自由软件用户量和自由软件运动分为两部分：获取人们的关心，然后使其行动成为可能。在创始期，我们鼓励生产商和零售商做同样的事情，让已经开始关注自由软件的用户轻松的买其所用，从而避免做决定前所采取的大量调查。我们已经通过认证了一种家庭Wifi路由器，3D打印机，手提电脑和USB无线适配器，将来还会有更多。

我们收集了自由软件目录中能找到的所有自由软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我们只有15,500个软件包，而我们可预知关于它们的设计和功能改进将要付出的努力——但是我认为这个资源对于协助用户找到他们需要的自由软件有重大潜力，尤其是那些尚未使用完全GNU/Linux系统的用户。面对从网络下载未知程序的潜在危险，我们绝对需要这么一个清单。它还将成为用户研究的机器可识别的数据资源。

我们目前为几个特殊的软件项目扮演着经济资助者的角色，为它们募集资金来开发。它们中的大多数是GNU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持续提供着各种底层支持），但我们还资助 Replicant，一个最大限的提供用户自由的全免费的安卓设计。

我们还帮助开发人员正确的使用免费软件许可证，我们还在持续跟进投诉不遵循GPL协议的公司。我们帮助他们纠正问题而后重新部署。RMS曾是GPL的先驱，但如今是我们在继续着这项工作。

FSF现在做的一些30年前所没有的特别的事情，当然从最初的企划到如今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用户能在任何计算机上使用自由软件完成一切的世界，一个绝无第二人而是用户自己完全掌控其个人电脑的世界。”

个人崇拜

每个人心中都会关于FSF可能带来的价值存有疑惑，正如John所提到的，我们的努力不仅涵盖了自由软件的开发和许可，还有认知、证实和鼓吹一种技术自由文化。

FSF的老大是无可替代的Richard M. Stallman，我们都称呼他为RMS。

RMS拥有好奇的性格，他对于自己的主意、哲学思考和对软件自由的道德推崇都有不可思议的展现。

他偶尔会在网上自嘲其社交上的拙劣，相对于他演讲中所提之事，比如他蹩脚的旅行行头，或者其他囧事，他对于软件自由的见解则是坚定不移。他作为一个严谨的思考者对于软件自由拥有着超凡的信仰，不仅仅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构思，还有针对他领衔的活动的广泛思考。我唯一想批评的就是他偶尔在措辞上展现的多加一个鸡蛋在布丁上的贪婪，但是，考虑到他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我也宁愿多加一个鸡蛋在布丁上，也不想布丁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好吧，关于这个布丁的事情有些小题大做了。

所以说RMS是FSF的重要部分，但组织但重要性则更重要。我们有雇员，董事和其他的捐助者。我很好奇RMS在当今的FSF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John对我分享了他的观点。

“RMS是FSF总裁，但从未自FSF拿过一分钱报酬。他拥护自由软件和计算机用户自由，并且持续着满日程的每年20多个国家的巡回讲演。他串联社会运动，接受政要和各地区积极团体的接见，他还为FSF募集资金，鼓励人们做志愿者。”

“在各种忙碌间歇，他对于软件自由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做进一步思考，并且直面新的挑战。经常这样的举措都会产生新的文章发布，今年初他为Wired写了关于自由软件和自由硬件设计的三篇文章，或通过与FSF员工交流讨论从而摸索将来项目的发展。”

既然我们讨论到了个人崇拜，我想针对John关于软件自由运动的发展宏图略谈一二。

我记得在开源智囊团Open Source Think Tank（一个聚集了各开源组织的执行者的大会）上曾有一个关于在座人员推荐任意项目许可证的用例分析，大多数重要组织都推荐了阿帕奇软件许可（APL），而非GNU公众许可证（GPL）。

这让我记忆犹新，因为我也曾注意到许多公司看起来都选择了GPL之外的其他开源许可，我很好奇是否John也注意到了这个与GPL相斥的APL的发展趋势。

“这发生了吗？我不清楚。几年前我为FOSDEM做了一个名为‘版权被陷害了吗？Is Copyleft Being Framed?’的专题，它揭示了一些有据可依的许可证接纳背后的问题，我也将很快为此发表一篇文章，在此列出了一些主要问题：

自由软件协议许可的选择并不是空中楼阁。人们选择专有软件许可也需要考虑各种后果，我发现人们更多是在宽松的许可协议（如APL或三句版BSD许可证）与专有软件许可之间做权衡，而不是GPL。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统计软件许可的人通常不会把他们收集数据的软件以自由软件发布，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研究它所使用的方法或重现其统计数据。一些人现在开始发布其使用的源代码，当然这不应该完全忽视。科学是讲究方法的。

按什么统计为一个许可证？我们真的要将APL之下一个发出有趣声音的App和GPLv3下的GNU Emacs视同1:1吗？如果不是，我们如何计算同等？我们只计算有功能的软件吗？我们确定没有两倍或三倍计算那些在多宿主服务器上的应用吗？那么不同操作系统上之间的移植呢？

每个问题都值得推敲，但每个结论在我看来都距事实很远。我宁愿给程序员做一个调查关于为什么他们在项目中直接选择那些特定的软件许可，而不是尝试编程去探明程序的许可证的真相，然后把自己的臆想揉入这些数据中。

Copyleft如它既往一般依旧必不可少，带许可的软件仍是自由软件这怎么说都是件好事，但它需要强有力的社会认可，不要将其纳入到专有软件。如果自由软件主要的长期影响是让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开发制约我们的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对计算机用户自由的贡献就微乎其微了。”

直面挑战

30年对于大多数组织都不算短，尤其是对于那些有重大目标又横跨各行业、专业、政府和文化的组织。

当我准备结束这次访问时，我希望自己对30岁的FSF现如今的发展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我想FSF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位置，同时做为一个坚硬的磐石和一个推动潮流的推动力”

“我们有核心文档比如 Free Software Definition 和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还有我们维护的自由和非自由软件的许可证列表，这是创建我们当今的自由软件世界的顶梁柱。人们非常信任这些文档中陈述的原则，在他们的新产品和将来的实践中正而明智的使用它们。从这个角色来说，我们为用户的成长架设了云梯。就好比501（c）在法律层面为公益提供了保障，这让85%的资金募集自个人，我们也有如斯的运营架构。”

“但我们还推进改革，我们接受别人所认为的艰巨的挑战，我认为那说明了我们作为梯子的作用？或者我不应当用这种比喻的说法。”

John可能不善于打比方（我看起来也是），FSF着实是善于创始大事件，并且实践于任务的推进。而这一使命始于自由软件应该无处不在的信仰。

“我们并不满足于笔记本除了极少数组件外全部运行着自由软件，也并不满足于一个平板电脑多数运行着自由软件，而只用专有软件连接网络，加速视频加载，或照相，或查询航班，或使用Uber...好吧，我们对于这样的发展也是欣慰的，但对于仍要取悦其它软件却并非我们所希望的。因为系统上安装的任何一个专有软件，对于用户都既不公正，也在未来埋下了安全隐患。这些近乎自由的一切是步入自由世界的踏脚石，但这需要我们的脚步永不停歇。”

“在FSF早些年，我们事实上一直致力于开发一个全自由的操作系统。这现在已经被GNU和Linux和一些合作者实现了，尽管总有新的软件要开发，总有缺陷要被处理。所以当FSF仍在某些领域资助自由软件开发时，令人欣喜的是很多其他组织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面临的挑战中还有关键的一块，John提到，就是让正确的人群掌控正确的硬件。

“我们目前专注于我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的推进。对于一些特别应用我们急需一些硬件来支持自由软件的运行。在FSF我们基本尝试了我们能尝试做的一切，我期待对我们一方面对进行中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我们的尊重你的自由Respects Your Freedom认证活动得以对项目进行扩展，从而开发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项目。同样的问题存在于网络服务问题。我想我们需要把它们综合处理，因为对手机组件的完全掌控很可能会改变服务需求，而服务的分散也将更好的使手机组件化。”

“我希望人们能持续支持FSF的工作，尤其是当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的时候。制造提供可用的、分散而关联的替代网络服务的硬件是昂贵而复杂的。我们将需要很多资源和有创造力的人们。但是，这在30年前，我们还只是一个围绕在RMS身边和以Copyleft理念开发整个操作系统的社区。我过去的12年时间留给了FSF，因为我坚信我们总会直面新的挑战。”

写在最后

在阅读John对于我的提问所做出的回答，和在认识一些FSF的成员时，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这是一个活力十足的社区。这绝非一个无聊的组织，也没有愧对其使命，其激情和承诺一如既往的旺盛。

当然我也不总是赞同FSF，甚至有时我觉得它所用的方法太过执拗，我将一如既往的做它死忠粉来支持它的工作。FSF还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自由软件和全球开展的开源工作的道德水准。它代表了一种很难舍弃的世界观，我相信它的热情和信条帮助人们从著作权接近了著佐权（双关语，further to the right a little closer to the left too。right/copyright和left/copyleft分别代表左右和著作权/著佐权）。

当然，RMS有些古怪，有还有些强硬，一点敏感，但它却是一个包容整合了技术、伦理和文化的运动的坚定的领导者。我们需要一个RMS，从某种程度讲就如我们需要Torvalds、Shuttleworth、Whitehurst和Zemlin一样。这些不同的人将各种远见整合，并将技术灵活分配运用于各种不同个例，道德准则和前景发展。

所以，在完成这次采访的时候，我想借此机会感谢FSF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希望FSF和它的勇往直前的领导者们，Richard M. Stallman和John Sullivan，在未来的30年有更长足的发展。加油！

此文章为Jono Bacon的Six Degrees专栏的一部分，此专栏用来分享他关于文化，交流和开源新趋势的想法和见解。

原文作者：Jona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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