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研究与教育的时代使命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之中，在数据技术、网络技术促进下，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极大提高，物理科技、生命科技、信息科技、智能科技、新材料科技、新能源科技、航空航天科技、兵工科技、新型结构与动力科技、新型制造科技，深空、深海、深地等，发展迅猛。前沿科学研究深入底层物质结构及规律、新技术涌现，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给未来福祉以美好预期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何在获得科技福祉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在危机发生时降低其烈度、减少灾难性后果，成为严峻挑战。科技风险、科技伦理渐成社会核心关切话题。

　　以必要的伦理原则、规范来约束不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使科技过程的每个参与者都明了自己的责任，使伦理原则和规范能够落实到工程技术和管理制度中，极其必要。欧洲哲学界在“预防伦理”和“责任伦理”基础上提出“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RRI)原则，得到全球相关界别的响应，成为科技伦理研究新范式。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要抓紧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这一重大举措，开启了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制度化的历程。然而，科技伦理原则和规范如何设立，如何让相关人员深刻领会并化为行动，违背伦理如何惩戒等，需要一个达成共识和教育推广的长期过程。这是新时代提出的一项重要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将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

　　当前科技风险的特征及挑战

　　由于科技应用已进入物质结构和规律深层，多种学科交叉融合，世界全方位互联互通，当前科技风险呈现如下特征：全面性，几乎关涉所有学科和领域;系统性，牵一发而动全身;深层性，一旦发生灾难难以在表层解决;连锁效应性，杠杆放大、节点连带、蝴蝶效应等;指数增长性，狂飙突进;于科技体之上形成一个风险体，使科技呈现天使与魔鬼的两面。

　　这样的风险特征，对科技和社会发展至少构成如下三方面挑战。

　　一是价值观和学理的挑战：科学只为研究而研究、为真理而研究、科学研究无禁区等曾经的科学精神核心价值是否需要重估;在自然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情况下，是否要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更全面深刻的反思;超越人类智能是人工智能的重要追求之一，又如何要求其可以为人类所理解和控制，等等。挑战中深藏着逻辑背反性，难以达成为所有人接受的普遍共识。

　　二是经济及国际竞争的挑战：前沿科技应用常与经济甚至国力的竞争相关联，且存在赢者通吃的可能性，导致囚徒困境;即如果大家不能同时遵守伦理规约，则很可能出现守规者输。当然，最后输掉的会是整个人类，但短期争胜也是人类发展至今出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是实践性挑战：与“休谟问题”所提出的从“是”到“应该”之间的巨大鸿沟一样，反过来从“应该”到“是”亦非通途，若不能将宏观伦理原则落实到技术细节中，等于取消了宏观共识，使所谓监管流于形式，还会使人们认为已经在监管了而放松警惕。这其实是更大的风险。另外，观念落后、专业分工过细、技术壁垒等导致许多具体技术过程的研究和应用者沉溺于流程，对宏观技术走向和可能产生的结果并不了解也不关心。

　　因此，需首先改造人的观念，从价值观和学理上厘清思路，再在技术细节和管理机制上找到出路，而这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观念变革和一场真正指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革命，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也是本文提出科技伦理研究与教育时代使命的重要原因。

　　科技伦理何为

　　伦理作为道德守则，既有约定俗成又有理性建构，用以调整社会道德秩序。道德是关于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伦理规范是软措施，本身对行为没有强制力，需要与政策、法规、制度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效力，但伦理状况标志着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文明程度，也将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伦理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伦理的底线;伦理上产生强烈需求而靠伦理本身无法约束时，须设立法律或社会制度体系来实现约束。

　　科技伦理是人类一般伦理在科技领域的体现，要求科技体系履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造福人类的社会职责。科技实践环节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科技与自然、社会、公众的伦理接口，面对科技风险，防患于未然是理想状态。伦理原则和规范的制定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和不同层面知识拥有者的广泛参与，伦理向技术过程和细节的转化只有技术人员才能完成。最好的预防，是将伦理规约制度化到技术和管理细节中、融入人的观念深处，使科技系统本身及其每一步发展都在伦理规范中运行。

　　作为软性调整手段，伦理取得了参与、干预实践的初步形式：伦理委员会。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从目前来看，伦理委员会首先在医学和科技出版领域探索出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对医学体系和科技出版体系健康运行的基本理论支撑和实践监管功能，这对其他科技领域有示范意义。

　　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作为制度性举措，对我国未来科技健康发展及参与国际科技风险治理意义重大。科技风险的社会关注、学界多年的风险预警和伦理呼吁、人工智能和环境危机引发的越来越集中的伦理治理讨论，以及设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决议的发布等，使得科技风险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而风险辨识和伦理厘清，是风险治理的重要条件。

　　时代呼唤科技伦理研究和教育

　　在基础价值选择方面人类已就“可持续发展”达成共识——“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不影响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而这要求人类可以安全、健康地繁衍和发展，要求当代人将一个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传给后代。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建立科技伦理理论、规范和监管体系，将要求原有的技术体系、治理体系做出改变，并与科技风险监管责任相匹配。

　　价值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如今，无论是以自身形态健康地繁衍和发展，还是将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传给后代，都已经遭遇挑战，迫切需要改变。而改变庞大繁复的既成发展方式和科技体系，已经不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科技伦理研究任务主要在三个层面：一是价值选择和理论基础，即我们想要怎样的生活、想将怎样的未来传给后代，这将决定我们想要怎样的科技，决定以怎样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基础来建构科技伦理理论和规范体系;二是科技伦理理论、原则和规范体系的建构，这要求研究者对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状况、前沿科技进展及趋势、人类可持续发展价值取向，有较好的把握;三是如何将抽象的伦理原则和规范体系落实到管理实践和技术细节中。

　　伦理规范只有深植于个人价值观底层，才能转化为无须提醒的自觉行为，对伦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已经与科研和技术能力同样重要。这就要求当前在岗及未来将上岗的科技人员都能充分理解科技伦理的价值、历史和逻辑，理解其职责和规范，而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在此意义上，针对科技风险积极展开科技伦理研究和教育，是时代的召唤和使命。

　　许多国际科技和工程组织章程、工程师职业标准、工程教育培养标准等，已将科技伦理相关要求列入。这些要求应该贯彻到教育教学中，应将科技伦理列入核心课程并辅之以必要的实践培养方式。唯此，才能培养出有能力使科技向善、向好发展的人才，也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良好根基。

　　(作者：范春萍，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编审)